诺贝尔奖获得者讲述她的创业故事
徐爱华的奋斗比经济学的“反贫困发现”更有价值
老照片记录了许爱华(右一)的奋斗历程。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朋友圈里,我看到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描述的绍兴女企业家许爱华,一个白手起家、没有启动资金就致富的企业家。”
徐爱华第一时间并没有看懂韦昌军的微信信息。
魏长军是浙江商人,多年来在埃塞俄比亚经商。他和徐爱华在一次活动中互发微信,但彼此的接触不多。
对方同时发来了几张照片,是一本英文书的封面和几页的内容。不太懂英语的徐爱华还一头雾水。
直到下午,在咨询了自己的高级经济顾问后,徐爱华才大致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
此前,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科学奖授予阿比吉特·巴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莱默三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缓解全球贫困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
其中,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两位学者将徐爱华如何白手起家的案例收录在他们最重要的著作《贫困的本质——为什么我们无法摆脱贫困》中。
浙江华联集团董事长徐爱华,担任绍兴市工商联主席、绍兴市总商会会长、绍兴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等多项社会职务,曾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人民代表大会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今日绍兴商界领袖。
随着手机上的祝贺和点赞纷至沓来,这位女企业家的思绪被带回到了自己一无所有的奋斗岁月。
梦想成为“拿薪水”的人
与鲁冠球、徐文荣等资深浙商一样,徐爱华出生在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
浙江有“七山、两河、一田”。绍兴冀东下甘岭村只种植玉米和红薯。山腰上的十几户人家如果想吃大米,就得到山下的粮食管理站去兑换。尽管父亲是村里的生产队长,但徐爱华和他的六个兄弟姐妹除了节假日外,只能靠玉米糊吃饭。
“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徐爱华说道。
什么是“美好生活”?同样是农民出身的温州企业家南存辉曾经梦想有一天能在国企当一名工人。
徐爱华比南存辉小2岁,有着相似的志向。当她还是学生的时候,她很羡慕那些父母拿工资的同学。她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带薪干部”。
然而,人生的道路总是充满惊喜。 1982年,徐爱华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今年,她第二次参加高考,考入浙江农业大学。同时,她也通过了考试,获得了去上海学习服装设计的名额。
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感召下,20世纪80年代初,绍兴县大力发展以纺织、印染为主体的乡镇轻纺工业。为了提高技术水平,当地政府从上海请来师傅对工人进行培训。培训后考试成绩第一名的工人将赴上海学习一年。
徐爱华利用第一次高考落榜后到乡镇企业工作的机会,参加了培训。半个月后,她从工人们中脱颖而出。
“你哥哥从部队回来进城打工了,你上了大学以后,前途就差不多了,还是学一门技能比较好。”一生务农的父亲用最传统的中国智慧为女儿做出了选择——去上海读书。服装设计。
然而,一年后徐爱华从上海完成学业回来时,却失业了。如果一个经验丰富的工人获得了服装设计培训的机会,他可能会很快晋升为技术厂长。然而,徐爱华当时只有18岁,三个月来,没有一家乡镇企业接受她。
1983年,一个曾经梦想“拿工资”的人决定走上创业之路,成为一名工薪族。
改革开放后,许爱华是上岸的数千名农民企业家之一。
没有资本的企业家
在班纳吉和迪弗洛的书中,记录徐爱华创业故事的部分的标题是“没有资本的企业家”。
在作者的笔下,许爱华“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两位经济学家主要想表达的是,由于穷人资金较少,几乎无法获得正规保险、银行服务等廉价金融渠道,因此很难获得足够的资本成为企业家。
但徐爱华是个例外。
“浙江有很多‘借鸡下蛋’、‘借梯上楼’的民营企业,而且很多都是由乡镇企业改制而成。”绍兴文理学院教授李盛晓对500多家绍兴企业进行了调查,得出了这一结论。
但许爱华的公司却从未戴过乡镇企业的“红帽子”。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和温州企业家南存辉创业时,都要求家人提供启动资金。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早年开设照相馆。他买相机花的120元也是家里出的钱。
徐爱华没有向家人要一分钱。
她依靠的是在上海学到的技术。当时没有专业的广告公司,她自己写了一页稿子,上面写着:“爱华时尚招收15名学徒,从即日起报名,包学费、培训,学习时间一个月,学费15元,学不会的可以学。”如果继续学习两三个月,就不用额外交学费了。”
“我收的学费很高,15块钱差不多是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了。好处是包含教学和培训。按照当时的做法,学徒首先要免费给师傅打工,然后再给师傅打工。”继续给师傅干一段时间,拿一半的工资,但没必要。”徐爱华说道。
路找到了。她跑到越南广播电台恳求播音员播音,但遭到拒绝。该地区广播电台从未播放过广告。第二天,徐爱华依然去广播电台上班。最后,广播电台被她的坚持所感动,同意为她破例。
学生花钱之前,必须先到场地参观一下。徐爱华借了一台缝边机,赊购了一台缝纫机。白天收到学费后,连夜让姐夫从杭州买了设备。
就这样,徐爱华陆续招收了100名徒弟。她一步一步地教她的弟子如何设计、裁剪和缝纫。后来,她保留了6个人,开了自己的服装厂。
尽全力挤进缝隙
巴纳吉和迪弗洛认为,现实中,大多数穷人从事的生意上限都很低,这阻碍了他们摆脱贫困。徐爱华开始接外贸订单后,工业缝纫机的数量从48台扩大到800多台,这意味着她从事的是一项综合利润较高的业务。
“这不仅说明了许爱华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女性,也说明了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竞争较少,需求较大,所以她创业正是时候。”
大多数人接受的一个观点是,“改革开放初期,货源紧缺,什么生意都很容易成功;现在创业门槛越来越高,创业越来越难了。”徐爱华说:“我们当时确实很困难。”
当时的绍兴县(现更名为柯桥区)是国际纺织之都。如今,柯桥销售的布匹占全国三分之一、世界四分之一。
由于当地的传统优势,徐爱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学习、制作、销售服装。但也因为当地的产业集群,许爱华的公司在创业初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与国企、乡镇企业相比,自己的小作坊有什么优势?
为了节约成本,徐爱华把供销社当废品卖掉的纸箱买了回来。旧纸箱和新纸箱的价格差异“可以节省一件衣服的纽扣成本”;许爱华从城里买东西回来从来不坐十几块钱一趟的公交车。他坐三轮车到汽车站,买了两张车票。 ,人一张,货一张,一共三块钱。
为了完成订单,徐爱华连续七八天睡在缝纫机上,因为“怕在床上睡得太深”。儿子预产期前五天,她去柯桥轻纺城买布料。在儿子张浩阳的记忆中,父母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开始了小学生活。
“我从来没有觉得苦,创业就是这样,奋斗就应该这样。”徐爱华说道。
真正的困难是找到销售。这也是徐爱华坚称“过去创业并不比现在容易”的主要原因。当时的销售渠道是供销社和百货商店。优先考虑国有企业,其次是乡镇企业。对于许爱华这样的私企来说,当对方拒绝时,往往会用“你敢想”之类的轻蔑回应。
但中国巨大的市场让徐爱华看到了一线希望。绍兴竞争激烈,去中西部地区想办法。 20世纪80年代,徐爱华跑遍了湖南、湖北、贵州、青海等6个省份的18个县市,公司终于活了下来。
经济学家认为,外贸订单的及时到来促成了徐爱华的成功。如今,许爱华自然可以自豪地回顾,她的公司是原外经贸部批准的首批获得自营进出口权的民营企业之一。但之前的艰辛却鲜为人知。
徐爱华的服装主要出口到有配额制度的欧洲。能拿到出口配额的往往是大型国有企业,但徐爱华想去外经贸部争取。到了北京,钱就花光了,连外经贸部的门都进不去。
悲痛欲绝的她晕倒在北京街头。当我在病床上醒来时,周围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徐爱华正在和爱人通电话。两人握着电话痛哭,却无法改变外贸订单向有配额的国企转移的结果。
“现在的创业者面前有一扇敞开的门,当时这扇门只开了一条缝,我们就拼尽全力挤了进去。”徐爱华感叹道。
近两年,社会上一直有关于民营企业生存环境的讨论。徐爱华说:“1983年以来,随着我一直关注改革开放,国家对民营企业越来越重视,毫无疑问,民营企业的地位越来越高。”
我的努力只占10%
经过36年的创业,徐爱华已经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将其写进书中的消息传出后,其他人称赞她“了不起”。但54岁的徐爱华却坦然接受。
等周围安静下来,想起这段半生挣扎被外国学者记录下来,并翻译成各种语言,她心里稍稍松了口气。
“我奋斗的价值被这本书无限放大,或许能够对今天创业的年轻人,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家有所启发。这超出了我的价值。”我的事本身。”徐爱华在位于绍兴市二环路西北角的一栋商住楼的办公室内说道。
徐爱华的办公室占据了这栋商住楼的整个楼层。这栋楼以及周边的住宅区和商业综合体都是她自己公司开发的房产。
在别人眼里,徐爱华是敏锐的、幸运的。从内销到外贸,到内外销并重,从纺织服装到房地产开发,再到资本运作,她几乎踩遍了每一个时代节点。
但这位“没有资本的企业家”明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他就没有机会去上海读书。之后的一切都无从谈起。
“我取得了今天的成就,但我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没有超过10%,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给我提供了舞台。”徐爱华说道。
在《贫困的本质》一书中,班纳吉和迪弗洛对贫困人口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研究,试图分析贫困人口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方面探究贫困的真正根源。
为什么穷人吃不饱还要买电视?为什么孩子上学了也不爱学习?为什么他们不享受免费的健康生活,却要花自己的钱买药呢?为什么他们能创业却很难维持下去?为什么大多数人认为针对穷人的小额信贷和银行效率低下?
政府无能、法治缺失、腐败猖獗,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公共设施落后……都可能让贫困人口难以摆脱贫困陷阱。
以徐爱华为代表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成功,与巨大的国内市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为政府密切相关。
当改革破冰之际,中国积累的人口红利和工业化红利充分体现在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活力上。徐爱华等人乘势而上,改变了命运。
找到继续奋斗的意义
“先富起来”的徐爱华很困惑:曾经为了家人过上好日子而奋斗,现在有了足够的财富,人生还追求什么?
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全球动荡和风险点明显增多。经贸摩擦、股市波动、“双链”风险……我身边的一些老朋友倒闭了公司,致富了。
许爱华声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继续奋斗的意义。采访中,记者感受到徐爱华希望自己的企业能够获得社会的尊重。
这种尊重不仅来自于企业依法创造财富、提供就业、纳税,更来自于企业能为国家、民族做更多的事情。
记者采访了许爱华6个半小时。她至少15次提到“崇拜军人和英雄”、“人必须勇敢、自信”。
8月,在浙江省民营企业家新时代研修班“我和我的祖国”主题讲座上,徐爱华谈到了一个案例。
有这样一家年产值10亿元的企业,但面临着诸多外部环境和问题,比如经贸摩擦加剧、产销体系不协调等;行业增速放缓,产能严重过剩;运营成本上升,创新能力不足;金融市场动荡,融资存在潜在风险;废水、废气处理难度大,环保压力加大;员工不能理解领导,抱怨声、负能量多……在座的大家该怎么办?
她说应该有三个选择:第一个是卖,总会有人喜欢这种生意,也总会有人想做这种事情;二是分拆出来,自己成为小股东,把股份剥离给经营者或者同行业的人;三是通过转型升级盘活企业。我相信,在座的大多数企业家都会选择积极面对挑战,想方设法通过转型升级来焕发企业的辉煌。
接下来请大家将这样的事业放大十万倍……
徐爱华所说的“年产值100万亿”的业务指的是中国。她以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精神,勉励浙商继续发扬“走遍千山万水、讲千言万语、想尽办法、经历无数磨难”的“四千精神”。 ”。
“企业家的事业只有与国家、民族的未来结合起来,才具有更大的价值。”徐爱华说道。
在儿子张浩阳眼中,母亲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人。
目前,许爱华的企业中,制造业占到了30%,她把这部分交给张浩阳全权负责。张浩阳大学毕业后,原本在上海的金融行业工作,“只需要坐在电脑前看项目、投资项目”。就像当年父亲帮徐爱华做出选择一样,徐爱华让儿子回浙江接手一家上千人的工厂。
“当然不是让他留在我身边,我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未来的趋势是智能制造,最终还是要由年轻人来完成。今天,对于一个从零开始做起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会很困难。”从零开始从事制造业,已经为他打下了这么好的基础,但如果他不做,谁来做呢? (记者李坤生)徐爱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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